“汉代的木弓长这样”“1000多年前的芝麻小馕太可爱了”“这幅画里的卷毛小狗就是今天的哈巴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交融汇聚——新疆精品历史文物展”现场，观众饶有兴趣地欣赏一件件珍贵文物，领略新疆历史文化的多彩魅力。

此次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共同主办，生动展示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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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交流 历史悠久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交融汇聚之地。数千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此次展览展出新疆精品文物209件（组），其中一级文物达52件（组），包括彩陶、青铜器、玉器、金器、木器、锦绣服饰、简牍文书、毛罽氍毹、绘画雕塑、印章钱币、碑铭刻石等品类，多件展品为近年在新疆考古发掘出的重要历史文物。

“展览分为‘亘古悠长’‘万里同文’‘互鉴融通’‘交相辉映’四部分，前两部分讲述新疆的历史，后两部分展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互鉴，凸显新疆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间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副研究馆员陈克双说。

先秦时期，新疆地区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距今约4000年—2200年，新疆各地先后进入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通过天山廊道和草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展柜里陈列着商代到战国时期的新疆彩陶器，明显受到甘肃、青海地区彩陶文化的影响。

新疆和田等地发现的商周时期玉斧、玉权杖头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玉刀并列展示，诉说着两地玉文化的紧密联系。研究人员对殷墟妇好墓玉器进行科学分析，认为其玉料很可能来自新疆昆仑山。

独立展柜里展示着一件战国时期的铜武士俑，反映了当时新疆地区的金属冶铸技艺。它是用红铜磨铸而成，头戴顶附弯钩的高顶遮沿帽，上身赤裸，腰间系短裙，左腿屈起，右腿下跪，双手环握，手中各有一孔管，原先应有物件插入，双目凝视前方，显得威武有力。陈克双说，此武士俑形象很可能是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塞人，作为游牧民族，塞人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设官置府 疆理西域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公元前60年，汉王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将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拉开了历代中央政府设官置府、疆理西域的历史大幕。

焉耆回族自治县黑疙瘩墓地出土的汉代八龙纹金带扣体现了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权威。金带扣由黄金模压捶揲成型，镶嵌多颗宝石，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纹饰繁缛，制作精湛。此类金带扣流行于汉晋时期，出土龙纹带扣的地区既是该时期中原王朝的郡地，如焉耆国、乐浪郡，也是受汉文化影响的地区，出现汉式穿云纹、浪龙纹、群龙纹。此带扣上的掐丝、金珠等工艺和宝石镶嵌手法，应是受到北方草原民族金银工艺的影响。

汉代“君宜高官”铭文铜镜、汉晋时期“德宜子生”铭文锦帽、东晋—北朝时期红地共命鸟龙凤卷草纹刺绣覆面等文物，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新疆地区的辐射。

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的《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纸质户籍文书。该文书拆自女性墓主左鞋，由两鞋面和一鞋底组成，内容涉及5户人家的情况，为研究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户籍面貌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填补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户籍制度的史料空白。

“过所”是吏民用于关卡通行的凭证，自汉代开始沿用至宋代。展厅里展示了唐代瓜州都督府发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的过所，此文书记述了石染典主仆3人从安西到瓜州经商之事。从过所上的文字内容可知，出入境商人申请过所，必须申报同行人、携带行李货物情况，经过鉴证、勘查过所方可通行，并可入市交易。这件过所不仅生动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过程和手续，也证明唐代中央政府的政令得到有效推行。

清乾隆时期土尔扈特银印见证了清代土尔扈特蒙古诸部回归祖国的重要历史事件。此印为方形，铸有蹲兽印纽，造型精巧，颇具动感。印面用满蒙两种文字刻出印文、监造机构，铸造年号及编号则用汉文楷书刻于印侧。

土尔扈特部是中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冲破沙俄的重重阻挠，跋涉万里回到祖国。清政府赐渥巴锡“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之印”，“乌讷恩苏珠克图”意为忠诚、忠顺，“卓里克图”意为英勇、勇敢。其他东归蒙古首领也分别封爵赐印。此印为其中的“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北路盟盟长之印”。

丝路繁华 文化互鉴

汉代和田马钱、贵霜王朝金币、萨珊王朝银币……一组新疆出土的钱币反映了丝绸之路商贸的繁华。新疆地区是丝绸之路重要廊道，使者、商贾、兵卒、僧侣、移民等往来如织，四方物产汇聚于此，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形成多元荟萃、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

汉代蓝地人首马身纹缂毛布色彩鲜艳，极具异域风情。此件原为一幅大型壁挂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条裤子，两裤腿已分离。上部为蓝色地，由四瓣花组成的菱格内织出人首马身的“马人”，双手持一长管乐器作吹奏状，身披兽皮向后飘扬；下部是在红色地上织出手持长矛的武士形象，武士深目、高鼻、厚唇，黑发卷曲垂肩，身着饰花带的红长衣。陈克双告诉记者，这种缂毛织物所采用的通经断纬织造技术是由西方传入新疆的，对中国唐宋时期缂丝工艺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朝绿地对鸡对羊灯树纹锦是丝路织锦的珍品，具有多元文化特征。此锦为夹纬经二重平纹织物，以绿色为地，显白色、红色、黄色花纹。图案以灯树为主体，树的基干如台座，枝叶呈塔形，6只灯分3层作塔式排列，宛若带笑的人面，周边显白色光芒。灯树上部空隙填以向树而立的对鸡纹，树下两侧为伏卧的大角双羊，羊颈部系绶带。这种对称的动物纹饰在中亚地区织物上很常见，以鸡羊寓意“吉祥如意”则是汉文化的体现。

唐代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造型很有特色。此器上部是人首，头顶为平宽沿口，下部是牛头，牛嘴撮拢成小圆孔，上下两部分内腔相通。陈克双介绍，这种饮器造型源自“来通”，即末端为动物形或人首形的角杯，是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饮酒器具。

吐蕃文木简、粟特文摩尼教徒书信长卷、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多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记录了丝绸之路上多元思想的交流和多种宗教的传播。

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外佛塔出土的晋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抄本之一。此卷残存40行，约570字，中有残缺。专家根据字体判断，此抄本应为西晋时期的作品。陈寿的《三国志》写于3世纪末，成书后几十年间就传入新疆，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唐景龙四年（710年）西州高昌县一名学生抄写的《论语郑玄注》长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端详。此卷为12岁的学生卜天寿书写，内容为《论语》中《八佾》《里仁》《公冶长》3篇以及《为政》部分，卷末还写有《三台词》《千字文》和其它诗句等。有意思的是，卜天寿在写完作业后，写下了两首充满童趣的绝句：“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需侧眼看。”“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这些随手写下的文字，让这份古代长卷有了鲜活的气息，千年前西域学堂里倦于抄书的顽童形象如在眼前。《论语郑玄注》在唐以后就失传了，卜天寿的这个抄本是现存残本中保存较好且最长的卷子，为古代民间书法艺术和儒家经典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展览的最后，来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的两幅伏羲女娲画像相映成趣。其中一幅为绢画，伏羲女娲高鼻深目，颇具胡风；另一幅为麻布画，伏羲女娲的相貌和服饰为汉人风格。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是汉代中原丧葬艺术中常见的题材，考古工作者已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哈拉和卓墓葬群、交河故城陆续发掘出上百幅伏羲女娲画像，年代集中在晋唐时期，体现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